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曉蕾 | 20th Jan 2010 | 有看法

(這裡有七篇登在報紙的) 

陳惜姿<新聞比現實更真?>

 一個人在示威現場看到的,為何還不及在電視看到的「真實」? 因為一個人只能用一雙眼睛看到一點,而他未必站在關鍵位置。電子傳媒往往有幾隊人,守在最重要的關口。因為工作緣故,記者都不惜冒險站在示威最前線,記錄最猛烈的衝突場面。再加上,激動的群眾看到電視的攝影機,會加倍興奮,叫得特別大聲。當中相互影響,十分微妙,那個「現實」到底有多「真」,叫人懷疑。

有人說,自己當晚在立法會外面看到的,完全不是記者描述的場面。他看到大喊「冷靜」的市民,比衝動的示威者更多。有人被警員胡椒噴霧所傷後,很多市民主動替他們急救。這種種,為何都沒被攝影師拍到?

因為媒體呈現的「現實」是建構回來的,有時是有意,有時無意。但衝突場面,是記者一定不會放過的,故片段大多比自己站在現場看到的可觀。

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當晚,我在火車上,和一眾乘客一同觀看有線新聞。示威者推鐵馬、破口大罵,警察噴胡椒噴霧、怒目而視,車廂裡大家定睛觀看,有個操普通話的乘客跟友人輕聲說:「這就是香港……」有抨擊傳媒的人說,傳媒把某一地點的某一些人的行為,不斷擴大。這些衝突場面,每半小時重播一次,把示威描繪成騷亂,誇張了許多倍。 以新聞片說故事,就是電子傳媒工作方式,觀眾應理解,那不會是事實的全部。

抗爭中我覺得最動人的,是苦行。他們的擊鼓聲,控制了旁人的心跳、呼吸,當他們靜止,五體投地,執著米粒、種子的手掌向天,四周雖是車水馬龍的中環,突然萬籟俱寂。當中的感染力,是新聞片段難以表達出來的。 

 盧愛玲:<「暴力」遊戲>

「萬人big爆立法會」,除了警察,立法會保安也緊張。 上星期五晚,聽立法會老友說:「料不到班細路提早發難」。九點幾議員開完會,皇后像廣場有班「細路」,竟繞圈走到遮打花園,找支持高鐵的地盤大叔麻煩,對罵撕標語,手來腳往,「細路」人多,不但「破壞標語,還傷了人」。大樓立即落閘,「細路」不得其門而入。 星期六,遮打花園又見地盤大叔,人數加碼,有人在大叔地頭看到些東西,是甚麼?地盤常用的生財工具,都帶來了。是水管鐵通嗎?老友不說了。斷估不是集會後去開工吧!幸好衝突發生前,地盤大叔經已離開。

傍晚六點,看有線電視突然直播,班「細路」正要衝入立法會大樓,推倒一個鐵馬,再推第二個,勇不可擋,衝擊近十分鐘,頃刻間,快樂抗爭變成暴力示威。

小記者見過新疆騷亂,採訪了一晚中環示威後,問他有何觀察,他說很多「? 仔當玩,不負責任,水平低」。上台演講,「理念說不清,連立法會的基本程序都搞錯」。搶鐵馬衝警察,心態「當遊戲玩,覺得不會有後果,差人不會拉,拉就是公民抗命」。警察疲於奔命「做到死」,示威者困坐路上,「無聊到搞最靚仔警察選舉,不尊重人」,又有人滋擾記者採訪「目無法紀,只有自己」。

昨早聽烽煙節目,反高鐵嘉賓振振有詞,「推倒鐵馬不是暴力」,香港引以為傲的和平示威傳統,提也不提。 主持人大言不慚說檢討,政府諸般不是,卻忘記問一句,這還算和平示威嗎? 沒人敢說一句,維護法紀,保障公共秩序,是市民對政府最基本的要求。

 明報<示威者阻採訪燒記者背包裝飾>

  「反高鐵」人士前日圍堵立法會大樓,有採訪示威行動的記者遭示威者滋擾和阻礙採訪。早前遭新疆武警毆打的無記者林子豪,在採訪期間遭人用火機燒其背包,以及多次被示威者在鏡頭前舉起「是是但但」字句、施展「萬人大和唱」等方式阻礙他採訪。有線記者王詠國亦被示威者搶走耳罩及丟掉。

記協主席麥燕庭回應說,示威者應尊重記者的採訪自由,雖然示威者有權不接受採訪,有其表達自由,若有人對採訪吵鬧阻礙,她會希望對方更多尊重採訪自由。王詠國接受本報訪問時稱,前日高鐵撥款表決前,示威者打算圍繞立法會一周遊行,當時他身在皇后像廣場,正打算直播現場情,但耳罩跌在地上,在場一名路過、年約40 歲的示威者拾起耳罩,隨即拋到立法會停車場內,他希望截停該男子不果。他對事件感無奈,因為記者只是來採訪。

有在場人士稱,林子豪採訪時亦多次遭示威者阻撓,包括直播時從後舉起「是是但但」字句、施展「萬人大和唱」、遮擋鏡頭、向鏡頭做粗口手勢、大叫「CCTVB」口號等,令片段不能使用。林子豪在採訪後發現背包的「膠粒」裝飾被人用打火機燒掉。 

紀曉風<twitter接管世界>

在今次反高鐵運動中,除反高鐵、撐高鐵人士、立法會議員是主要角色外,傳媒亦一如以往站在運動最前線,對運動的組織動員、示威者組成及表達方式,感受至深,並且力求將事件呈現給觀眾和讀者。老紀覺得,記者在新聞報道上亦已顯示了專業一面,盡可能力求平衡,將不同觀點向大眾呈現。

不過,在當今Web2.0甚至邁向3.0的年代,傳統傳媒已不再享有優勢。在今次運動中,隨着近兩年facebooktwitter更普及,參與者本身已兼具「民間記者」的角色。有人形容,twitter於今次運動,無論在動員、資訊發布上都擔當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。老紀前幾天也用不時開着手機或電腦的twitter,發覺每分鐘都有網民將現場情況透過twitter報告,例如有人報告警方在立法會附近街道佈防,有人報告警方開始噴胡椒噴霧等.亦不斷有人加入評論。所以今次運動上,傳統記者靠肉眼及訪問,有時出現手上的訊息還比參與者為少的情況,這點確實很值得傳統傳媒及新聞學系深思。

另一點是,今次積極介入反高鐵運動、一向批判主流傳媒的「獨立媒體」(骨幹成員包括朱凱迪、陳景輝等),與主流傳媒的互動中也有不少過節。據知記者協會正為行家籌備高鐵事件的座談會,讓行家討論採訪中的困難和矛盾,未知會否一併請來「獨媒」中人一起討論?

還有一點值得一提,採訪今次事件的前線記者,不少對於反高鐵陣營的手法,及部分參與者的行徑很有意見,在行內亦有熱烈討論。但遺憾的是,有記者將自己的感想寫在facebook上後,卻遭反高鐵人士大肆抨擊,甚至被網民起底,然後大肆辱罵,這種「網絡欺凌」行為值得商榷,亦有違爭取社會公義、維護言論自由的精神。

煩請記住伏爾泰的名言:「我不同意你的意見,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!」共勉! 

林天悟《第四代傳媒人的摩登時代》

每間公司都是社會的縮影。上周拙文概略地把傳媒人分成四代:第一代是六七暴動前後掌陀的前輩,現今都退隱了;第二代是經歷了八四年中英草簽《中英聯合聲明》至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新聞工作者,許多仍是傳媒機構的殿堂級要員;第三代多是受六四事件影響而入行,能上位者已握有實權,也有平庸之輩磋跎歲月,但靠人脈去覓工作也不是難事;第四代則是千禧年前後入行「新鮮人」,新鮮程度見諸於薪金和工作性質。

第四代傳媒人與「八十後」一樣是一種意識形態,若單純地以年齡去劃分,永遠不能明瞭他們的心態。近來,這批相對年輕、活在職場縫隙的年輕記者顯得特別興奮,特別有活力,也特別有火,原因是搭上了時速高達三百五十公里的高鐵列車。 高鐵這個議題確是一把利刃,未將香港與內地高鐵網絡連繫起來之前,已把香港社會割得四分五裂。反高鐵與高鐵陣營在立法會前對陣,傳媒內部又是另一場戰事。 前線記者和八十後 正如某些報道所言,政府官員的確準備了詳盡資料,以 Power Point 形式向傳媒和政壇中人展示了跡近童話故的美麗藍圖,不少傳媒高層都被「屎片醫生」(第四代用語,即spin doctor)打了迷暈針,一面倒地「熱烈支持高鐵火速上馬」,他們是真心地相信高鐵的對香港很重要,不立即撥款上馬就會錯失與內地融合的契機,香港甚至會變成邊緣化的孤島。這類高層一般是第二或第三代傳媒人,不用懷疑他們心繫香港的苦心,但他們安坐在辦公室裏看到的 Power Point 內容,跟前線記者所接觸到的境象,卻有不同次元空間的鴻溝。

採訪高鐵新聞的多是第四代傳媒人,雖然不是所有行家都站在反高鐵陣營,但他們這些月來與菜園村村民建立了如鄰里般的親密關係;而反高鐵的「八十後」雖對傳媒充滿戒心,有時亦沒禮貌及豪不客氣,但那種率性和生氣勃發的躁動,仍打動了許多記者的心。就算工作上要處於中立,或基於機構立場要寫出不同看法的稿件,但大部份記者私底下是站在反高鐵那邊,和示威者一樣,主要反的不是起不起高鐵的問題,而是反對撥款過程粗暴和諮詢不足。 泛民成員在議會內幾度「拉布」成功,令高鐵撥款的表決一再押後,興奮的不單是現場示威者,還有「觀旁」的傳媒人。

行家說:「我們不是同情八十後,我們根本就是八十後。」記者在這宗民權抗爭事件嗅到與「三七一」近似的激情本質,有些原本不是跑這宗新聞的行家,那幾天下班後亦走到立法會門外以示支持。 摩登時代現實派 前線記者所認識的反高鐵的人士,並不是如建制派、政府或傳媒高層所認定「是一群上位無望的失敗青年的情緒發洩」。上周六高鐵撥款動議通過後,即時發生「衝擊立法會」事件,據知很多資深的政界及傳媒人均頻頻嘆息,指摘「衝擊沒道理,香港人只認同和平示威」。

同一時間,身在立法會現場的行家百忙中仍抽空上facebook,意見是極度分歧的,有些對衝鐵欄行動表示極度反感,認為無謂的莽撞破壞整體的和平;更多是向抗爭者致敬,認為這種程度的碰撞不算激,但示威者魯莽策略並不可取,字語間仍因見證社運的轉向而興奮。 到底是蠻民衝擊立法會,抑或是政府倒行逆施的後果?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到底是「離開」或是「逃離」立法會?媒體間有不同演繹,但年輕記者和機構高層間的觀點差距,就如反高鐵群眾和政府之間的分歧那麼大。所不同的是,記者仍要看老闆臉色,稿件要經過上層批示才出街,內容已不能如己所願。 高鐵不單令部份香港人的民權意識甦醒,也令不少記者反省自身的處境。

經常聽到第二、第三代傳媒人「慨嘆」年輕記者視野狹隘,擅長瓣數亦不如己。這令人聯想到陳冠中的《我這一代香港人》所言:「太多我這代人自以為了不起,其實比不上我們上一代,只是運氣比較好。」新一代記者學院的履歷不差,在學院裏受訓的年期也更長,被指不如上一代,到底是力有不逮抑或運氣不濟? 資訊需求大增,香港傳媒自八十年代後期已有規律地「大量生產」(採訪)新聞,即已進入了所謂「摩登時代」。

《摩登時代》(ModernTimes)是已故英國喜劇演員差利卓別靈於一九三六年的作品,被喻為美國史上最偉大電影之一。故事發生於二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,差利是工廠裏的小工人,每天在流水作業式的生產線上埋首工作,老闆為了增加生產效率,「良好意願」地為工人提供「吃飯機」,讓他們爭取更多時間工作。差利試用機器時非但沒法好好吃飯,還連門牙都幾乎報銷,他後來遇上偷麵包的流浪女子,兩人相濡以沬地捱過那段艱苦、蒼涼的蕭條時期。 記者分 beat 後遺症特首曾蔭權一定有看過這套電影,他於七年十一月在特首網誌寫道:「如果你看過差利卓別靈主演的《摩登時代》,你大概會記得這樣一幕負責在工廠扭螺絲的卓別靈,長期機械式地扭螺絲,人開始變得麻木。有一天他見到稍為像螺絲的東西都扭上一把包括後褲袋上的鈕扣。的確,硬磞磞的分工會令人只看見自己負責的一小塊,忘記自己其實可以有更大的貢獻。」

第四代傳媒人卻無奈地活在殘酷的摩登時代,就如戲中的差利一樣,其實只是機器裏的一顆鏍絲,雖有作用,但替代性強。而現時的記者,一般只會專長於某類新聞(行內稱為跟beat),以本地新聞為例,主分作兩大類:突發和靜態,然後再細分為交通、政治、教育、社福、房屋、消費、保安、醫療、環保、專題……每個範疇都有壁壘,一般記者入beat久了,就難以轉到另一範疇。而上幾代傳媒人身兼數職、橫跨幾個界別的時代早就消失了,聲聲說「新一代不如上一代」的主管們,似乎忘記了現在的新聞架構,就是他們建構起來的。

 曾蔭權說:「硬磞磞的分工會令人只看見自己負責的一小塊,忘記自己其實可以有更大的貢獻。」制度和遊戲規則都早定好,究竟是誰忘記了最重要的事?曾特首和各位前輩,你們知道嗎?

許寶強︰議會難言「理性」.「激進」原是認真

文︰許寶強 《明報》,2010年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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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會通過「高鐵撥款」之後,一如既往,傳媒還是選擇性地集中報道示威中較為激烈的場面。以時事新聞作為主要教材的通識科教師,如果曾到現場觀察,自然可用親身的體驗印證傳媒的報道,但倘若不在現場,說不定會受到傳媒強烈的影像圖片影響,傾向引導學生討論反抗行動應否「過激」之類的問題。通識科考試強調不存在「既定答案」,其「深層次」的意思,應該不是指「政府是有點不對,但抗爭也不應過激」之類的「各打五十」套路,而是要求學生反思既有的常識、概念和習見,明白它們在不同的時代和環境中的意思決非一成不變。換句話說, 「不設既定答案」其實是鼓勵師生不再依賴各種抽離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的報道,而是嘗試把事件和觀念置放在更廣泛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去理解。

大眾傳媒大多會宣揚「客觀中立、理性持平」的原則,但在商業利潤的主導下,卻往往像英國學者Kelvin Williams 所指,希望「每天都給『媒體』一件謀殺案」;或者白點說,為了吸引讀者,總傾向點「唯恐天下不亂」,於是經常把鏡頭對準衝撞、用筆鋒突顯紛爭。如果我們缺乏對當代傳媒這種並不太「客觀中立、理性持平」的傾向的理解,亳不批判地只以經過記者編輯偏好的視角篩選的議題作為「事實」,那麽不僅真正的理性思考難以發生,更可能會不經意地強化一些意思顛倒了的概念,令學生混淆,甚至是非不分。

例如在高鐵論爭中常常出現的「激進」和「理性」這兩個概念,在當代傳媒偏好的焦點下,往往會呈現出意思錯置的現象。要真正了解一件事情或一個概念,必須把它們放置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之中,也就是要認識概念的源起和意義的轉變,分析事件發生的前文後理、其促成或轉化的社會體制和歷史條件,而非片面地根據一兩個鏡頭、一兩句說話,判斷行動或發言者是否「激進」和「理性」。

錯置的激進和理性

「激進」的英文是radical,其拉丁詞源radix 指「根」(root),也就是帶有根本、徹底、深入的意思。在這意義下,於立法會就議案尋根究底、「打爛砂盆問到篤」的議員,以至在街頭質疑「發展為何是硬道理」、「基建是否必須毁家園」的聲音和行動,確實是有點要求「根本、徹底、深入」的「激進」味道。不過,隨着時代的演變,在當代社會,「激進」逐漸轉化成為追求急促的改革,採用非理性、甚至極端的暴力手段的同義詞。就這後一種意義說,在立法會內要求花時間審議議案的議員,以至在門外包圍立會的市民,與政府和支持高鐵盡快撥款的議員比較,誰更「激進」、誰更「理性」,還有待論證。

在手段方面,讓我們先看看立會之外。儘管在偏好衝突的傳媒鏡頭前,我們確實看到一些不斷被重複播放,也許不必要發生的較為激烈的抗爭場面,但正如不少參與者和評論者指出,絕大部分示威者與警察在絕大部分時間都盡量克制,甚至連「政府消息人士」也「表示」,「包圍場面不算過激,暴力衝突極少,官員只不過受阻遲了回家」(《明報》,17-1-2010,A02)。立會之內又如何?議會的設立,原在於代表市民,監察政府,避免後者濫權輕率。然而,在香港,透過功能團體維護特權利益和確保政府能獲多數票的立法議會,政府可以不需仔細舉證和向市民交代全面的資訊,政策也能夠順利過關。在這次高鐵審議的過程中,政府明顯不重視認真的諮詢(甚至不知道曾在什麼地方諮詢市民!)也未能或不願提供一些重要的資訊(例如高鐵西九方案的可行性報告),亦無法回答一些影響高鐵能否真正高速地直通內地其他城市的問題(例如一地兩檢的法律局限和執行問題)。不主動甚至不願透明地發放有助議員審議、市民認知的資訊,是否一種尊重理性討論的表現?

然而,儘管政府的諮詢並不認真、提供的資訊不全、重要問題未獲解決,但部分黨派和功能團體議員卻早已鐵定支持議案,不僅絕少或不向政府提問質詢,也不提改善或「優化」高鐵的議案,更否決了所有值得立法會認真審議的提案。這種種跟循功能團體利益和黨派立場投票的議會表現,恐怕距離講求證據和討論的「理性」、追求向選民和公帑負責的「民主」甚遠。借用一句本地論者針對示威者的說話:或許這些功能團體和黨派議員都懷有「高尚的道德動機」,「卻並不代表可以合理化過程中出現任何的不當行為」。這些發生在議會內的「不當」行為,是否符合「議會民主的倫理」?還是一種制度性的「暴力」?甚至有點「過激」?

從目標來說,反對是次高鐵議案者所提出的,主要是想爭取保衛既有的家園、減慢發展速度、改變發展的模式、以至減少公帑的支出;而要求高鐵立刻上馬者所追求的,則是盡快推動基建、加速社會轉變步伐,以避免香港「落後」於全國,甚至成為「孤島」。對比之下,支持社會高速發展和「接軌」的欲望,抱持「拖慢」等同「邊緣化」的憂心,是否更符合追求急促變化的「激進」稱謂?相反,要求政府暫時收回議案、重新諮詢研究,願意多花點時間在議會內更仔細的論爭,以更審慎的態度反思社會發展的步速、保育既有生活方式和自然生態的力量,是否才是真正的「保守」?

奇怪的是,在香港這個犬儒文化氾濫的社會,要求認真、審慎因而必然是相對花時間的理性討論,經常會被誤作為「激進」;而在功能團體和黨派政治主導之下,未經公開、透明、認真的諮詢論證卻追求急促通過影響社會深遠的議案的投票行為, 卻往往被錯解為「務實、平和、理性」。

高鐵後的通識教育

在電影《少林足球》中,周星馳唱歌後被打頭,於是嘗試向圍毆他的大哥們解釋,大師兄才是「鐵頭功」,而他自己則是「金剛腿」。不過,正打得起勁的大哥們,似乎對他的說明不大感興趣,繼續邊打邊罵: 「鐵頭功丫嗱!鐵頭功丫嗱!」周星馳最後只能無奈地抱怨:「你哋識唔識中文……都話咗佢『大師兄』先係鐵頭功,我係金剛腿……乜你哋咁萌塞!」

追打身處社會弱勢位置的「金剛腿」的大哥們,自然應該聽見他的呼叫,但卻「硬係聽唔到」,這恐怕真是有點「萌塞」。「萌塞」的原因,興許是與先入為主的偏見有關。在面對一些不那麽容易根據舊有框架歸類的事情時,我們很容易會變得「萌塞」。既有的猜想、信念、情緒、語言、概念,都會阻礙我們聆聽他人的聲音,就像一些認真提問的議員,也許並不是尋求拖延時間(儘管「拉布」其實也不違背現有議會的規範);而參與苦行的青年想告訴大家的,恐怕也不是「我要上位或熱愛暴力」。然而,習慣了二元對立思維、偏好「每天一件謀殺案」或熱中把「零星行為無限放大」的大眾傳媒和公共討論,對他們不盡相同的聲音,仍然「硬係聽唔到」,於是在立會內所有的提問和議案都被判定為「阻住地球轉」,而我們仍然不斷聽到政府鼓勵「青年只要肯努力,自然會出人頭地」的苦口婆心。

通識科老師大概都不想讓學生變得「萌塞」,也就是不要接受太多先入為主的偏見。為此,我們有必要認真甚至「激進」地尋根究底,不輕易接受意思含糊的概念和評論,也不應鼓勵學生在缺乏足夠的資料和細緻考察及研究下,隨便妄下定論。

探討導致暴力出現的根源

另一方面,教師也可嘗試超越由傳媒偏好所限定的視野,與學生討論一些能夠把高鐵與社會其他重要事項聯繫的問題,以擴闊思想。例如,為什麼在民調中大多數港人贊成普選,而政府卻以「社會未有共識」而反對加快民主步伐?相反,當立會表決前港大民調發現支持撥款(47%)和反對或擱置撥款(45%)人數相當時,政府卻不要求「循序漸進」、「建立共識」?又例如,政府在其他的政策推行之上,包括流感接種疫苗計劃、學校驗毒計劃,是否已向公眾作出詳細而理性的交待?還是仍然存在着諮詢不認真和選擇性地發放資訊的問題?而立會議員又是否意覺隱藏的問題和能夠有效監察政府?

香港當前的深層次矛盾,或實質的問題,是缺乏「世代之間的對話」?還是貧富兩極分化、特權階級欺人太甚、議會缺乏民主理性、政府漠視尊重無權勢者的基本倫理和規範?為什麼我們這自詡熱愛平和理性的社會,能長期容許傳媒偏愛聚焦報道衝突和暴力?如果我們真的不能容忍暴力,要怎樣才能有效消滅各種暴力的制度和導致暴力出現的社會根源?認真地探討這些問題,也許比只根據幾個傳媒偏好、不斷重複的鏡頭,抽空地爭拗示威是否「過激」,來得理性和有價值。